對于語文教育和教學問題，葉圣陶發(fā)表過許多精辟的見解。但是，他曾經作過聲明，說他和他的合作者們所談的一些意見，所作的一些設想，盡管有許多是依據實際經驗的，但也有些是“假定了一些條件”的，比如“學校紀律相當好”，“教師肯負責地干”等等，因此“從這方面看也就不免還是些理想”（《國文教學·序》）。這些話，我認為不是故作謙辭，而是說出了一種實情。因為，當人們在議論某種教學原則是不是合理，某種教學方法是不是有效的時候，一般地說，總是把學校的校風學風怎樣，教師的責任心和業(yè)務水平怎樣等等，暫時擱置不論的。而在事實上，任何原則和方法一旦運用于實踐，就必然要受一些客觀和主觀的條件所制約；其中尤其是后者，即教師主觀條件的制約。

所以，葉老在他著名的《語文教學二十韻》里，開頭第一“韻”就說：“教亦多術矣，運用在乎人。”也就是說，教學的方式方法多種多樣，可以千變萬化，不必要也不應該強求一律；但是，無論什么方式方法，要真正能使學生獲得實益，歸根到底還得靠執(zhí)教者處理得當，應用得法。這里就接觸到了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任何學科，包括語文學科，要真正提高教學效率，要真正培養(yǎng)出高質量的學生，關鍵還在于提高教師本身的素養(yǎng)。“染黃則黃，染蒼則蒼”“名師出高徒”，這些話仍然是樸素地反映了教育和教學規(guī)律的名言至理。

葉老作為一位具有遠見卓識和精深造詣的大教育家，對于這個帶有規(guī)律性的關鍵問題，從來都是高度重視的，曾經在講話、文章和書簡中多次論及，告誡懇切，語重心長。

葉老認為，教師的素養(yǎng)最根本的一條是高度的責任感。他說：“討論教學技術，無論如何精當，若是教師不負責任，不肯干，也是枉然。”因此，“教師得先肯負責任，才能談到循循善誘，師生合作。”（《國文教學·序》）

教師的這種責任感和教學積極性從何而來?首先來自對教學工作本身的意義的正確理解。著名文學家、教育家吳伯簫同志生前曾經滿懷深情地說過：“教師是樹人的人。樹谷，樹木，有所謂農藝，園藝，是勞動，也是藝術。樹人是更辛勤的勞動，更精湛的藝術。教師的神圣職責是培養(yǎng)人，教育人，所以被稱譽為‘靈魂的工程師’。……教師豈止像韓愈在《師說》里說的‘傳道、授業(yè)、解惑’，更重要的是教人怎樣做人。”（《特級教師筆記·序》）這里就提出了教師所肩負的神圣職責問題。早在20年代，葉老就通過自己的著名長篇小說《倪煥之》，提出了他對于教育工作的獨到見解，他說：“教育事業(yè)是要養(yǎng)成‘人’的，──‘人’應該把他養(yǎng)成怎樣?──這非有理想不可。”葉老要求每個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不僅要明白自身工作的意義，明白教育的目標在于把新生的一代培養(yǎng)成合乎社會需要的“人”；而且對他所致力培養(yǎng)的，究竟該是怎樣的“人”，這樣的“人”又應該怎樣去培養(yǎng)，心中都得有根權衡的標尺。這標尺就是教育工作者的理想。每個教師都應該是有理想、有追求的靈魂工程師，而不是那種單純滿足于捧著課本傳授一點書本知識的教書匠。

葉老在舊中國的教育界耕耘幾十年，始終感到這種肯負責任的教師在那時“真是太少”了。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幾十年間，由于黨的教育，由于社會主義教育制度的建立和發(fā)展，真正有理想、肯負責的教師是越來越多了。但也還有身在教育崗位而心不安于位的人，他們的精神狀態(tài)必然要影響到工作，影響到下一代的教育和培養(yǎng)，對此葉老是十分關切的。他在給一些教師寫信的時候，就常常這樣誠摯地說道：“來書又謂專業(yè)思想鞏固，我深感欣慰。教學工作大有可為，專意為之，貢獻至大，其樂無窮。”“語文教學之提高，與教師之水平關系至巨。……故教師不斷提高其水平，實為要圖。而不斷提高之原動力又在于思想政治也。”他希望所有教師都能在“服務為新民”的共同目標下真正負起責任來，做一個忠于職責忠于學生的熱忱的教育工作者。

肯負責任的另一個前提，是對自己的工作有濃厚的興趣，樂此不倦。興趣，固然可以由一種理想或者信念產生；但持久的興趣，往往來自對工作本身的規(guī)律的鉆研，并在鉆研中有所發(fā)現(xiàn)，有所突破，有所前進。葉老在《倪煥之》里曾經提出過這樣的觀點：“有趣味，肯鉆研，必然無疑是好教師。”而趣味和研究又是相輔相成的：“說難得做的事情有新鮮的滋味，不就是說事情做慣了滋味會減少；不論什么，要嘗到深濃的滋味，一定在鉆研很久之后；音樂是這樣，繪畫是這樣，教育事業(yè)何獨不然。”只有這種從持久的、不懈的研究中產生出來的興趣，才是推動工作、促進工作的動力。所以，對于那些因為工作中有所獲益而去信向葉老請教或匯報的教師同志，葉老總是熱情給回信，或表示“深感欣慰”，或因對方能“懷此大愿”“而深表敬佩”等等，給予鼓勵。

肯負責任，在今天就是忠誠黨的教育事業(yè)，這是教師素養(yǎng)的核心。但是光有責任感，光有搞好教育和教學工作的強烈愿望，而缺乏從事教育和教學工作的學識和才能，也還是不能保證工作的確有成績。所以葉老在更多的場合諄諄告誡教師的，是要增加“本錢”。這“本錢”是什么呢?他說：“教師之所必須自勵者，一則自己善讀善作，心知其所以然，二則能真知語文教學之為何事（如何以須教學生閱讀、何以須教學生作文之類），而不旁騖耳。”（《書簡·三六》）這二者就是語文教師的“本錢”。

所謂“真知語文教學之為何事”，就是指真正掌握語文教學的規(guī)律，真正懂得語文教學的性質、任務、目的要求等等。葉老認為，這是語文教師必備的素養(yǎng)。綜觀葉老所寫的大量語文教育論著，絕大多數都是從各個側面來闡述和剖析語文教學的客觀規(guī)律的。而在他看來，舊中國的語文教育界真正懂得這些規(guī)律并切實地按規(guī)律去施行教學的，固然不能說沒有；但自己在教語文而竟“不知語文教學之為何事”的，卻的確大有人在。他為此專門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中學國文教師”，把當時中學里那些“不知語文教學之為何事”的教師的種種表現(xiàn)，歸納為七類，一一加以詳明的解剖和評述。在文章的最后，葉老懇切地指出，這些教師之所以有這樣或那樣的錯失，無非是因為“對國文教學的認識差一點”。也就是說，他們對語文教學的規(guī)律缺乏了解。

其實，葉老說：“國文教學并不是一件深奧難知的事情，只要不存成見，不忘實際，從學生為什么要學習國文這一層仔細想想，就是不看什么課程標準，也自然會想出種種的實施方法來。”（《中學國文教師》）這里，他提出了“真知語文教師教學之為何事”的三個帶有關鍵意義的問題：一是“不存在成見”，就是不被封建的傳統(tǒng)教學方式所束縛，不因襲舊的習慣而不思改革，這是真正去洞悉和把握語文教學客觀規(guī)律的必要條件。二是“不忘實際”，就是始終不脫離學生的實際，不脫離學校各種條件的實際，不脫離語言運用的實際等等，用現(xiàn)在的說法就是力戒盲目性和主觀主義。因為規(guī)律是客觀存在的，任何主觀的、盲目的設想和行動，都與規(guī)律不相干，都會在客觀規(guī)律面前碰壁。三是“從學生為什么要學國文這一層仔細想想”，就是要始終清醒地想到，學生在中學里學習語文究竟是為什么。這個“為什么學”的問題，直接關系著“學什么”和“怎樣學”，也直接關系著“教什么”和“怎樣教”，因此是決定教學領域里的其他一切問題的樞紐。葉老指出的這三項，是我們提高自身的素養(yǎng)的時候所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語文教師教的是語文，教的是閱讀和寫作的知識和技能，因此，他除了必須懂得教育和教學的規(guī)律以外，還必須有扎扎實實的語文專業(yè)知識和純熟的聽說讀寫能力。

在我國現(xiàn)代語文教育史上曾經活躍過一批具有歷史性影響的優(yōu)秀語文教師，如愛國女學時期的蔡元培，北大預科的劉半農、沈尹默，北京黎明中學的魯迅，杭州浙江一師的李叔同、陳望道、夏丏尊，吳淞中國公學的葉圣陶、朱自清，上虞春暉中學的郭紹虞，立達學園的豐子愷、陶行知、方光壽等等，都是一代著名學者和文章高手，他們本身的道德文章決定了他們教學的水平和質量，決定了他們在傳授知識、塑造心靈方面的卓越成就。在80年代的今天，那些被譽為語文“特級教師”或“優(yōu)秀教師”的同志，他們盡管各有自己教學的風格，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知識豐富，善讀善寫。上海市特級教師于漪，大學專攻教育，開始教中學歷史，后來改教語文，文史相通，更兼勤奮自學，在語文知識和語文能力方面終于達到了無愧于“特級教師”稱號的水平。羅竹風同志說她：“以有限的業(yè)余時間，在人類知識長河涉獵面之廣，簡直是令人吃驚的；像海綿吸水，像磁石吸鐵，如饑似渴地探索和開發(fā)知識的寶庫。”（《中學語文教學探索·前言》）上海市嘉定二中特級教師錢夢龍，讀書只讀到初中畢業(yè)，卻通過自學把自己的實際水平提到超越一般大學本科畢業(yè)的程度，他能詩善文，文思敏捷，詩情橫溢，無論是語體還是文言，都能落筆成章。北京特級教師連樹聲，大學專攻中文，而且具有俄語和英語的筆譯能力，從教三十多年來，寫作和翻譯的文章和專著已有五十余萬字。遼寧特級教師歐陽黛娜，不但具有豐富扎實的語言文學方面的知識，而且寫得一手飽含著革命熱情的好文章，她在《特級教師筆記》里寫的那篇《相長篇》，體會深切，感情飽滿，文字明麗而流暢，被吳伯簫同志贊譽為“值得欣賞”的“文學作品”。實例不能也不必盡舉，一個結論是可以無疑的：教學決不是純技巧的玩意兒，它一定要以教者本身的豐富知識和深厚功力作為基礎。葉老之所以強調“教師增加本錢，最為切要”，原因正在這里。

從知識和能力兩個方面來考察，葉老對教師的要求似乎更側重在后者，就是要求“善讀善寫”。因為中學階段，對學生的要求主要是培養(yǎng)和提高讀寫能力，那么，相應地，教師自己必須精于讀書之道，諳于寫作之法，這才有可能去實施這種“培養(yǎng)和提高”的工作。誠如葉老所說：“惟有老師善讀善寫，乃能引導學生漸進于善讀善寫。茍非然者，學生即或終臻善讀善寫，斷非老師之功。”（《書簡·六》）老師讀寫都不通，學生即使用心刻苦，把老師的全部解數都學到手，最終還是半斤八兩，落個不通了結。這是憑常識就可以明白的道理。

這里的“善”，當然不是不切實際地要求高水平、高標準。比如讀，一個語文教師應該具有為某種需要而廣泛閱讀，并從中搜集各種有用材料的能力；要具有翻查各種工具書自行索解疑難的能力；還要具有深入研讀文章、書籍，進而吸取其精華、發(fā)現(xiàn)其錯失疏漏的能力，等等。這是一般專業(yè)理論工作者都需要具備的基本能力。當然，對一個語文教師還要有一些特殊要求：他必須對閱讀的規(guī)律有足夠的體會和理解；他還得兼有演員或廣播員的素養(yǎng)，即能用普通話朗讀文章，并恰如其分地傳達出文章的思想感情，使文章內在的力量能震懾學生的心靈。至于寫，葉老曾說：“所謂善寫，非為飾美，務切實用，工作所需，生活所遇，咸能暢達，斯為善矣。”（《書簡·三四》）也就是說，語文教師的寫作能力不在求美而在求通，凡屬生活中需要用到的那些實用文章都能寫得暢達而合乎規(guī)格；同時，在經常的寫作實踐中逐步領悟寫作中的甘苦，通曉寫作本身的一些規(guī)律?？傊?，所謂“善”，無論讀還是寫，都是指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語文教師的這些素養(yǎng)，是應該在工作實踐中逐步培養(yǎng)和提高的。培養(yǎng)和提高的決定因素在自己的主觀努力。有一分努力就有一分實績；而高度的責任感和對學生的深厚感情是努力提高自己素養(yǎng)的最重要的內在推動力。比如葉老要求無論是讀書還是作文，教師都應該經常親自“下水”，這就需要下決心，有毅力，才能真正做到。此外，當然還需要客觀上提供些條件。葉老說：“近年教師們人人自奮，都切盼做好本職工作，可是時間不多，條件不甚具備，進修提高還不怎么方便。”他希望負責教研工作的部門能“特別致力于幫助教師們的進修提高，使語文教學迅速改變少慢差費的毛病。”（《書簡·三五》）

對于幫助語文教師進修提高，葉老曾經付出過巨大的辛勞。綜觀他幾十年的勞績，有幾個方面的工作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是提供各種切實有用的教學參考讀物，包括《作文法》《文章例話》這類有關讀寫知識的書籍和《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這類具體闡明教學方法的書籍等等；一是編輯各種交流語文教學經驗、探討語文教學規(guī)律的期刊，如《國文月刊》《國文雜志》等等。對于上述兩類材料，葉老都要求編得具有指導性和啟發(fā)性。他不贊成給教師提供那些不需思索隨手就可以抄摘下來去應付教學的東西，認為這些東西只能助長一些教師的依賴性，對切切實實提高業(yè)務水平和語文素養(yǎng)毫無益處。他在提高語文刊物的編寫工作時曾說：“辦這類刊物目的在于互相啟發(fā)，大家都能吸取別人的意見和做法，使自己不斷提高。……假如只有反反復復發(fā)表些大同小異的‘課文分析’，請恕我直說，有些老師會認為很好，可以省事，而另外一些老師卻覺得看了毫無所得，終于不想看了。”（《敬祝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成立》）可見，為“省”教師的“事”而編寫的讀物，除了一般工具書外，恐怕可以這樣斷言：大都是與提高教師素養(yǎng)不相干的。此外，為幫助教師們進修提高，葉老還熱心提倡開展各種形式的教學研究活動，尤其是各校教研組的研究活動。研究語文教學如何改進，語文教師責無旁貸。如何研究?“個人研究總不及集體研究，學校里已經恢復了教研組，集體研究就很方便。幾個學校的研究組互相聯(lián)系，交流研究和實際的結果，那是集思廣益的好途徑。”（《大力研究語文教學盡快改進語文教學》）這種研究和交流，旨在集思廣益，達到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的目的；而不是圖表面上的熱鬧，也不是求教學方法上的劃一，更不是為了看某個教師純粹為“表演”而開設的那種“觀摩”課。

*　原載《教學通訊》文科版198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