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 起義師
除隋亂 創(chuàng)國基
譯文:
唐高祖李淵起兵反隋,最后隋朝滅亡,他戰(zhàn)勝了各路的反隋義軍,取得了天下,建立起唐朝。
1044字影響千年:追尋《三字經(jīng)》的淵源
《三字經(jīng)》是中國傳統(tǒng)啟蒙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種,也是影響最大的一種?!度纸?jīng)》之所以歷久風行,影響所及,幾乎家喻戶曉,人盡皆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內(nèi)容豐富,知識性強?!度纸?jīng)》篇幅不長,全篇僅1044個字,但就是在這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分豐富的內(nèi)容。明朝的呂坤,把它當作增廣見聞的讀物。清人紫巢氏,在為《三字經(jīng)注解備要》作序的時候,稱它是“一部袖里《通鑒綱目》”。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對比,認為它雖然“字有重復(fù),辭無藻采”,但“啟人知識過之”。(《重訂三字經(jīng)》題辭)美籍華裔學(xué)者陳榮捷也說:“《三字經(jīng)》以一千余字,歷舉中國文化義理歷史典籍,實一小型百科全書。”(《朱子新探索》第672頁,臺灣學(xué)生書局,1998年)
《三字經(jīng)》深得人們喜愛的另外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它三字一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齊,隔句押韻,讀起來上口,聽起來悅耳,兒童喜聞樂道;并且,它的前后句自然連貫,語義順暢,淺顯明白,通俗易懂,絲毫沒有生拼硬湊的痕跡。
宋代之前啟蒙讀物主要用四言寫成
在宋代之前,中國傳統(tǒng)的啟蒙讀物,主要是用四言寫成的。從殘存的遺文和王國維等學(xué)者的考證來看,中國最早的啟蒙識字讀本,如《史籀篇》、《倉頡篇》等,都是用四言寫成的。著名的《急就篇》主體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為淺近可讀的一段,歌頌漢朝的功德:“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jié),莫不滋榮。災(zāi)蝗不起,五谷孰成。圣賢并進,博士先生。”正是用四言寫成的。
被人們視為“稷下學(xué)宮之學(xué)則”的《弟子職》、成書于六朝時期的《千字文》、唐代廣泛使用的《開蒙要訓(xùn)》、成于唐而風行于宋的《蒙求》、介紹姓氏的《百家姓》、傳播歷史知識的《十七史蒙求》、闡釋理學(xué)概念的《性理字訓(xùn)》、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寫成的。在《三字經(jīng)》出現(xiàn)之后,一些重要的啟蒙讀物如《龍文鞭影》,還是用四言編寫成的。可以說,四字句是傳統(tǒng)啟蒙讀物最主要的編寫形式。
用三言這樣短小的句子來表達意思,而且通篇如此,還要押韻,這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正如張志公先生所說:“用簡短(三、四個字)而整齊的韻語,好處在便于記誦,但是往往有兩個缺點,一是容易寫得艱深難讀或者牽強硬湊,一是容易寫得貧乏呆板。”(《傳統(tǒng)語文教育教材論》第23頁)四言相對于三言,雖然只多了一個字,除了增加編寫的難度之外,對于成人來說沒有什么不同,但對于兒童特別是低幼兒童來說,則意味著負擔的減輕,意味著更加容易接受。
三字一句啟蒙讀物的沿革
以三字一句的形式編寫的啟蒙讀物,雖然以《三字經(jīng)》最負盛名,但正如俗言所說的那樣,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度纸?jīng)》的出現(xiàn)也是淵源有自,是中國傳統(tǒng)啟蒙教育長期積累和發(fā)展的結(jié)果。
在《禮記·曲禮》中,有諸如“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之類短小整齊而又押韻的語句;在《列女傳》中,也有諸如“將入門,問孰存”之類的語句。這些語句,教習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規(guī)范,不虛玄,不高妙,是切近的灑掃應(yīng)對之類的具體事情,適合蒙童的理解能力,體現(xiàn)了小學(xué)“只是教之以事”的特點。朱熹認為,這些短小而押韻的語句,可能“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朱子語類》卷7)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朱熹把這些內(nèi)容收錄在《小學(xué)》中。
我們注意到,因為時代久遠,又沒有別的證據(jù),朱熹在作這樣的判斷時,審慎地用的是一種不肯定的疑似口氣。如果朱熹的說法可信的話,那么,早在《禮記》成書的戰(zhàn)國及秦漢時期,就已經(jīng)有了三字一句、用作蒙童誦讀的讀本了。
在現(xiàn)今依然流傳、由漢元帝時的黃門令史游編寫的《急就篇》,其主體部分包括三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學(xué)法理。第二、三部分的內(nèi)容都是用七言編寫成的,而第一部分全用三言。它以“宋延年,鄭子方,衛(wèi)益壽,史步昌。周千秋,趙孺卿,爰展世,高辟兵。鄧萬歲,秦妙房,郝利親,馮漢強”開始,而以“姓名迄,請言物”轉(zhuǎn)入介紹“諸物”名稱。這一部分長達134句,在全書中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它主要是姓名的堆積,前后句沒有什么聯(lián)系,沒有什么意義。這種編寫形式,主要是中國人姓名的特點決定的,編寫者并沒有刻意以三字一句編寫啟蒙讀本的意思。
在追溯《三字經(jīng)》的淵源時,朱熹的《女已志銘》也受到個別研究者的關(guān)注。朱熹的《女已志銘》無序文,全部銘文只有86個字:“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劉氏。生四年,呱失恃。十有五,適笄珥。趙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雖未學(xué),得翁意。臨絕言,孝友悌。從母葬,亦其志。父汝銘,母汝視。汝有知,尚無畏。宋淳熙,歲丁未。月終辜,壬寅識。”(《晦庵集》卷93)
陳榮捷在提出這則材料的時候,雖然表明“吾人不敢謂朱子為陳淳《啟蒙》之前驅(qū)”,但又說:“陳淳由四字文而改三字文,非必沿襲前人。假如必須先例,則可取諸其師朱子也。”雖然說“更不敢謂朱子為《三字經(jīng)》之先例”,但強調(diào)“其女雖非幼稚,究尚未學(xué),故此文乃為初學(xué)而設(shè)之文也”(《朱子新探索》第674頁),而且反復(fù)強調(diào)朱熹與啟蒙教育的關(guā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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