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正史 廿四部
益以清 成廿五
譯文:
歷代官修的正史,共有二十四部。加上《清吏稿》共二十五部。
1044字影響千年:追尋《三字經(jīng)》的淵源
《三字經(jīng)》是中國傳統(tǒng)啟蒙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種,也是影響最大的一種?!度纸?jīng)》之所以歷久風行,影響所及,幾乎家喻戶曉,人盡皆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內(nèi)容豐富,知識性強。《三字經(jīng)》篇幅不長,全篇僅1044個字,但就是在這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分豐富的內(nèi)容。明朝的呂坤,把它當作增廣見聞的讀物。清人紫巢氏,在為《三字經(jīng)注解備要》作序的時候,稱它是“一部袖里《通鑒綱目》”。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對比,認為它雖然“字有重復,辭無藻采”,但“啟人知識過之”。(《重訂三字經(jīng)》題辭)美籍華裔學者陳榮捷也說:“《三字經(jīng)》以一千余字,歷舉中國文化義理歷史典籍,實一小型百科全書。”(《朱子新探索》第672頁,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
《三字經(jīng)》深得人們喜愛的另外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它三字一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齊,隔句押韻,讀起來上口,聽起來悅耳,兒童喜聞樂道;并且,它的前后句自然連貫,語義順暢,淺顯明白,通俗易懂,絲毫沒有生拼硬湊的痕跡。
宋代之前啟蒙讀物主要用四言寫成
在宋代之前,中國傳統(tǒng)的啟蒙讀物,主要是用四言寫成的。從殘存的遺文和王國維等學者的考證來看,中國最早的啟蒙識字讀本,如《史籀篇》、《倉頡篇》等,都是用四言寫成的。著名的《急就篇》主體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為淺近可讀的一段,歌頌漢朝的功德:“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jié),莫不滋榮。災蝗不起,五谷孰成。圣賢并進,博士先生。”正是用四言寫成的。
被人們視為“稷下學宮之學則”的《弟子職》、成書于六朝時期的《千字文》、唐代廣泛使用的《開蒙要訓》、成于唐而風行于宋的《蒙求》、介紹姓氏的《百家姓》、傳播歷史知識的《十七史蒙求》、闡釋理學概念的《性理字訓》、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寫成的。在《三字經(jīng)》出現(xiàn)之后,一些重要的啟蒙讀物如《龍文鞭影》,還是用四言編寫成的??梢哉f,四字句是傳統(tǒng)啟蒙讀物最主要的編寫形式。
用三言這樣短小的句子來表達意思,而且通篇如此,還要押韻,這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正如張志公先生所說:“用簡短(三、四個字)而整齊的韻語,好處在便于記誦,但是往往有兩個缺點,一是容易寫得艱深難讀或者牽強硬湊,一是容易寫得貧乏呆板。”(《傳統(tǒng)語文教育教材論》第23頁)四言相對于三言,雖然只多了一個字,除了增加編寫的難度之外,對于成人來說沒有什么不同,但對于兒童特別是低幼兒童來說,則意味著負擔的減輕,意味著更加容易接受。
三字一句啟蒙讀物的沿革
以三字一句的形式編寫的啟蒙讀物,雖然以《三字經(jīng)》最負盛名,但正如俗言所說的那樣,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度纸?jīng)》的出現(xiàn)也是淵源有自,是中國傳統(tǒng)啟蒙教育長期積累和發(fā)展的結果。
在《禮記·曲禮》中,有諸如“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之類短小整齊而又押韻的語句;在《列女傳》中,也有諸如“將入門,問孰存”之類的語句。這些語句,教習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規(guī)范,不虛玄,不高妙,是切近的灑掃應對之類的具體事情,適合蒙童的理解能力,體現(xiàn)了小學“只是教之以事”的特點。朱熹認為,這些短小而押韻的語句,可能“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朱子語類》卷7)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朱熹把這些內(nèi)容收錄在《小學》中。
我們注意到,因為時代久遠,又沒有別的證據(jù),朱熹在作這樣的判斷時,審慎地用的是一種不肯定的疑似口氣。如果朱熹的說法可信的話,那么,早在《禮記》成書的戰(zhàn)國及秦漢時期,就已經(jīng)有了三字一句、用作蒙童誦讀的讀本了。
在現(xiàn)今依然流傳、由漢元帝時的黃門令史游編寫的《急就篇》,其主體部分包括三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學法理。第二、三部分的內(nèi)容都是用七言編寫成的,而第一部分全用三言。它以“宋延年,鄭子方,衛(wèi)益壽,史步昌。周千秋,趙孺卿,爰展世,高辟兵。鄧萬歲,秦妙房,郝利親,馮漢強”開始,而以“姓名迄,請言物”轉入介紹“諸物”名稱。這一部分長達134句,在全書中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它主要是姓名的堆積,前后句沒有什么聯(lián)系,沒有什么意義。這種編寫形式,主要是中國人姓名的特點決定的,編寫者并沒有刻意以三字一句編寫啟蒙讀本的意思。
在追溯《三字經(jīng)》的淵源時,朱熹的《女已志銘》也受到個別研究者的關注。朱熹的《女已志銘》無序文,全部銘文只有86個字:“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劉氏。生四年,呱失恃。十有五,適笄珥。趙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雖未學,得翁意。臨絕言,孝友悌。從母葬,亦其志。父汝銘,母汝視。汝有知,尚無畏。宋淳熙,歲丁未。月終辜,壬寅識。”(《晦庵集》卷93)
陳榮捷在提出這則材料的時候,雖然表明“吾人不敢謂朱子為陳淳《啟蒙》之前驅”,但又說:“陳淳由四字文而改三字文,非必沿襲前人。假如必須先例,則可取諸其師朱子也。”雖然說“更不敢謂朱子為《三字經(jīng)》之先例”,但強調“其女雖非幼稚,究尚未學,故此文乃為初學而設之文也”(《朱子新探索》第674頁),而且反復強調朱熹與啟蒙教育的關系。
的確,朱熹非常注重啟蒙教育,不僅曾編有《小學》和《易學啟蒙》,而且編寫了《童蒙須知》、《訓蒙詩百首》,他的《訓子帖》、《白鹿洞揭示》、《敬齋箴》、《滄州諭學者》、《論定董陳學則》、《朱子讀書法》、《孝經(jīng)刊誤》等,舊時也曾用作啟蒙讀物。他有關傳統(tǒng)小學的論述,不僅確立了啟蒙教育的使命,而且為傳統(tǒng)社會后期啟蒙教育的理論和實踐奠定了基調。然而,將這篇為他女兒的墓志而作的銘文,看作是“為初學而設”,看作是為童幼而作,則顯然過于牽強。
銘是刻于器物或墓碑上的文字,或者用作自我警示,或者用來稱述生平功德,使傳揚于后世。作為一種文體,它往往用三字、四字等整齊的形式寫成,如《大學》所載的著名的商之盤銘“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三字句式。朱熹為自己早逝的女兒寫的墓志銘,從內(nèi)容來看,是為了使其生平懿德傳揚于后世,從形式而言,則合乎“銘”的文體,與啟蒙教育沒有什么聯(lián)系。
朱熹的學生陳淳,倒是實實在在地為啟蒙教育的需要,用三字句式編寫了一部適合兒童的讀本。他編寫的《啟蒙初誦》,全篇完好無損地一直保存到現(xiàn)在。陳淳最初編寫時,依照傳統(tǒng)的方式,用的是四字句,篇名為《訓蒙雅言》(《四庫全書》本此篇序言稱《訓童雅言》)。作者曾自敘其撰著經(jīng)過:“予得子今三歲,近略學語,將以教之,而無其書。因集《易》、《書》、《詩》、《禮》、《語》、《孟》、《孝經(jīng)》中明白切要,四字為句,協(xié)之以韻,名曰《訓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北溪大全集》卷16)全篇四字一句,四句一章,雖然說輯錄的主要是儒家經(jīng)典中的語句,但都經(jīng)過了作者較大幅度的改編。如述及孔子的部分這樣說:“孔集大成,信而好古,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下學上達,好古敏求,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進禮退義,溫良恭儉,若圣與仁,為之不厭。宗廟便便,鄉(xiāng)黨恂恂,私覿愉愉,燕居申申。立不中門,行不履閾,不正不坐,不時不食。出事公卿,入事父兄,罕言利命,不語怪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從心所欲,無可不可。”
《訓蒙雅言》編成之后,作者“又以其未能長語也,則以三字先之,名曰《啟蒙初誦》,凡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北溪大全集》卷16)此篇后來被熊大年收錄在《養(yǎng)蒙大訓》中,并被改名為《經(jīng)學啟蒙》?!秵⒚沙跽b》以三字句寫成:
天地性,人為貴,無不善,萬物備。
仁義實,禮智端,圣與我,心同然。
性相近,道不遠,君子儒,必自反。
學為己,明人倫,君臣義,父子親。
夫婦別,男女正,長幼序,朋友信。
日孜孜,敏以求,憤忘食,樂忘憂。
訥于言,敏于行,言忠信,行篤敬。
思毋邪,居處恭,執(zhí)事敬,與人忠。
入則孝,出則弟,敬無失,恭有禮。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色容莊。
口容止,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
視思明,停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正衣冠,尊瞻視,坐毋箕,立毋跛。
惡旨酒,好善言,食無飽,居無安。
進以禮,退以義,不聲色,不貨利。
通道篤,執(zhí)德弘,見不善,如探湯。
不遷怒,不貳過,毋意必,毋固我。
道積躬,德潤身,敬日躋,新又新。
祖堯舜,憲文武,如周公,學孔子。
禮三百,儀三千,溫而厲,恭而安。
存其心,養(yǎng)其性,終始一,睿作圣。
這篇讀物主要講的是儒家的倫理道德,篇幅也很短小,文字多有重復,可知它主要是作為教授倫理道德而編寫的,識字的目的并不突出。比起《三字經(jīng)》來,內(nèi)容也過于單一,由于主要是集儒家經(jīng)書中的語句,盡管作者特別注意選擇那些“明白切要”的,但也比較古奧難懂。盡管如此,《三字經(jīng)》對它的繼承關系是顯而易見的。三字一句的形式姑且不論,二者開篇都談論人性,并且觀點也完全相同。
從《三字訓》到《三字經(jīng)》
在《三字經(jīng)》之前,近似的命名也已經(jīng)出現(xiàn)。與朱熹(1130~1200)同時的項安世(1129~1208)曾說:“古人教童子,多用韻語,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訓》之類,欲其易記也。《禮記》之《曲禮》、《管子》之《弟子職》、史游之《急就篇》,其文體皆可見。”(《項氏家說》卷7)可見《三字訓》與《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一樣,當時已經(jīng)廣泛地運用于啟蒙教育??上А度钟枴番F(xiàn)在已經(jīng)佚失,我們不知道它的詳細內(nèi)容。
由項安世的述說可知,為了便于兒童的記誦,它整齊押韻;從書名上,可以推知它用三字寫成,而且,這樣的命名和它三字一句的編寫形式相關聯(lián)。陳東原先生說《三字經(jīng)》“當系元初人就《三字訓》改作”,只是一種推測,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證實,但無論是編寫形式還是命名方式上,它無疑對《三字經(jīng)》有重要的影響。
《三字經(jīng)》是中國啟蒙教育傳統(tǒng)的結晶,它的出現(xiàn),是傳統(tǒng)啟蒙教育長期積累的結果,從形式到內(nèi)容,都有先例可循,就連它的名稱,也顯然是取法《三字訓》的結果。正因為植根于這樣豐厚的傳統(tǒng),它才得以厚積薄發(fā),成為傳統(tǒng)啟蒙教材最具標志性和代表性的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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