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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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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1881年—1936年）

       原名周樹人。中國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中國現(xiàn)代文學之父。1918年以“魯迅”為筆名，發(fā)表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學的基石。

       1921年他發(fā)表了《阿Q正傳》，成為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不朽杰作。魯迅的一生，對中國文化事業(yè)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作品充實了世界文學的寶庫。

魯迅簡介

       魯迅原名周樟壽，字豫山，后改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少年時代在家塾學習詩書經傳，喜歡野史雜錄和民間繪畫藝術。1898年就讀于洋務派創(chuàng)辦的南京江南水師學堂，數月后重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路礦學堂，開始接觸新學。1902年到日本留學。4月入弘文學院，1904年4月結業(yè)，6月入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這一時期開始參加各種民族民主革命活動，廣泛涉獵西方近代科學文藝書刊。最早的一篇譯述文章《斯巴達之魂》前半部分發(fā)表于l903年6月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5期(后半部分載于第9期)；同年在東京出版了第一本翻譯科幻小說《月界旅行》。1906年棄醫(yī)學文，希望以文藝改造國民精神。籌辦文藝雜志《新生》，未果，轉而在《河南》雜志發(fā)表《人之歷史》、《摩羅詩力說》、《文化偏重論》等重要論文。與周作人合譯《域外小說集》第一集，1909年出版。1909年夏回國，先后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和紹興府中學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任紹興師范學校校長。1911年用文言寫了第一篇小說《懷舊》，思想特色和藝術風格，都與后來小說相同，捷克學者普實克認為它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先聲”。1912年2月應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職，后隨教育部遷往北京。1918年5月開始以“魯迅”為筆名在《新青年》發(fā)表第一篇現(xiàn)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此后3年間陸續(xù)在《新青年》發(fā)表小說、新詩、雜文、譯文50余篇，并參與《新青年》編務。1920年8月被聘為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文科講師。1921年12月至次年初，最重要的代表作《阿Q正傳》在《晨報副刊》連載。1923年，第-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出版。1926年出版《仿惶》。除了小說，魯迅還寫了很多具有獨特風格的雜文，以《隨感錄》為代表，1918年起在《新青年》上發(fā)表。1925年出版雜文集《熱風》。此后幾乎每年都有雜感集問世。

      20年代中期，參與創(chuàng)辦《莽原》周刊、《語絲》周刊和文學社團末名社。1927年初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1927年8月到廈門大學任教授。同年10月抵上海，從此定居上海，專事寫作。1928年與郁達夫創(chuàng)辦《奔流》雜志。193O年，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成立，他是發(fā)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領導人，曾先后主編《萌芽》、《前哨》、《十宇街頭》、《譯文》等重要文學期刊。

      1936年因積勞和肺病在上海逝世，終年55歲。

“肩住了黑暗的閘門”——魯迅的教育思想

       思想家沒有不重視教育的。何況，在20世紀初的中國，啟蒙理想成為思想的主潮，教育，更成為這個主潮中最重要的思想內容之一。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啟蒙主義思想家的魯迅，同時必然是一位教育家，至少是一位關注教育問題的思想家。

       魯迅本人是有教育實踐經歷的。他從日本留學回國后，就在師范學堂、府中學堂等校任教師，還當過學堂監(jiān)督（校長），后又在教育部任部員，還在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校兼任過教職。他不但有教育實踐方面的具體經驗，對教育問題也有許多重要論述。自然，他的關于教育問題的論述，大多散見于他的一些雜文、書信中，甚至有些思考和見解是表現(xiàn)在一些小說、散文創(chuàng)作中，總起來卻足以表現(xiàn)出他豐富深刻的教育理論和教育思想。實際上，這也是和他作為文學家立志改造“國民性”、“啟發(fā)民智”的主張和出發(fā)點，完全一致的。

       1918年魯迅發(fā)表了他的堪稱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奠基之作的《狂人日記》，在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都造成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這些影響無疑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他在作品的結尾所發(fā)出的一聲最為沉痛憤懣的呼喊——“救救孩子”——驚醒了一個時代，開啟了一個有關啟蒙與教育的重大話題。

       1919年正當五四新文化運動處于高潮，魯迅發(fā)表了著名的社會評論《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雖然說的是做“父親”的原則，但實際上核心的問題正是教育，換句話說，也不妨把題目擴展為我們怎樣做“教師”。

       在這篇文章中，魯迅明確地提出了一個“幼本位”的主張，即，要把孩子放在“本位”，一切為了孩子，一切從孩子出發(fā)。他首先批判了傳統(tǒng)倫理體系中的那種認為父親對孩子“恩”的思想，提出對孩子正確的認識和態(tài)度應該是出于“愛”。因為改“恩”為“愛”，所以父母與子女可以是平等的，父母應該不圖回報，而以“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來養(yǎng)育子女。因為是出于愛，長輩甚至可以做出犧牲：“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孩子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最為無私的愛，從這段話中，不但可以看出魯迅全新的教育觀念，也可以感受到他博大的胸懷。

      此后不久，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校友會請魯迅演講，他又一次涉及了青少年的教育問題。這次演講的題目是《未有天才之前》。從表面看，他談論的是文藝問題，是“天才”的期待與培養(yǎng)問題，而事實上，仍是青少年教育的一個根本問題。

       魯迅演講的主旨是希望“天才”的培育者——民眾（以“花朵”比擬“天才”，則這“培育者”即為“泥土”）克盡其力，堅苦卓絕地做好培育愛護“天才”的工作。他的基本觀點是：沒有好的泥土，不可能培育出好的花朵。這好的“泥土”應該是怎樣的呢？他認為：首先是不要用太多舊思想舊傳統(tǒng)薰染青少年，簡言之，就是要“脫離舊套”；其次是鼓勵青少年大膽吸取新知識新思想，就是“擴大了精神”，“收納新潮”；再一點，也是十分重要的，便是要愛護青少年，不要怕他們幼稚，不要責怪他們無知，更不要動輒打擊以至扼殺他們。魯迅說：“即使天才，在生下來的第一聲啼哭，也和平常的兒童一樣……因為幼稚，當頭加以戕賊，也可以萎死的。”

       對于怎樣看待孩子的“幼稚”，在后來的一些場合魯迅還曾有論述。他認為，對于孩子們來說，幼稚是他們發(fā)展過程中極為正常的事，一點也不值得奇怪，沒有幼稚就沒有發(fā)展，沒有成熟。我們決不應該因為孩子的幼稚而扼殺其發(fā)展和成長。他曾說：“至于幼稚，尤其沒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對于老人，毫沒有什么可羞一樣。幼稚是會生長，會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敗，就好。倘說待到純熟了才可以動手，那是雖是村婦也不至于這樣蠢。她的孩子學走路，即使跌倒了，她決不至于叫孩子從此躺在床上，待到學會了走法再下地面來的。” （《無聲的中國》，見《魯迅全集》第4卷，第1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也正因為是從“幼本位”的觀點出發(fā)，魯迅針對中國長時期強調的“師道尊嚴”提出師生之間應該建立“平等關系”，要求老師對學生應該“和藹若朋友”。他說：“長者須是指導者協(xié)商者，卻不該是命令者。”（《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見《魯迅全集》第1卷，第13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又說：“古之師道，實在也太尊，我對此頗反感。我以為師如荒謬，不妨叛之，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卻不可乘機下石，以圖快敵人之意而自救。” （《魯迅書信集·致曹聚仁·19330618》，見《魯迅全集》第12卷，第18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魯迅曾為當時所謂的“教育”憂心感喟，他說：“我們是忘卻了自己曾為孩子的時候的情形了，將他們看作一個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即使因為時勢所趨，只得施一點所謂教育，也以為只要付給蠢才去教就足夠。于是他們長大起來，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們一樣了。”（《看圖識字》，見《魯迅全集》第6卷，第3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1933年，魯迅寫有一篇雜文《上海的兒童》，短短幾百字，而且只是發(fā)表一些對當時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的感想，卻一針見血，切中要害。本來，在中國，關于青少年教育，歷來就存在“放任”與“管束”兩個極端的問題，多少年來不知貽誤了多少青少年的健康發(fā)展。

       魯迅敏銳地發(fā)現(xiàn)這個弊端，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說：“中國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兩種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點也不管，罵人固可，打人亦無不可，在門內或門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網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然能力。其二，是終日給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撲，使他畏葸退縮，仿佛一個奴才，一個傀儡，然而父母卻美其名曰‘聽話’，自以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來，即如暫出樊籠的小禽，他決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

       對此，魯迅的態(tài)度是尖銳的。他指出：

      “頑劣，鈍滯，都足以使人沒落，滅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我們的新人物，講戀愛，講小家庭，講自立，講享樂了，但很少有人為兒女提出家庭教育的問題，學校教育的問題，社會改革的問題。先前的人，只知道‘為兒孫作馬牛’，固然是錯誤的，但只顧現(xiàn)在，不想將來，‘任兒孫作馬牛’，卻不能不說是一個更大的錯誤。”

      我們很難說清，魯迅這到底是在談一個青少年教育的局部的問題，還是在談論一個民族的國民性的宏大問題。顯然，魯迅是深刻地認識到，教育問題不是孤立的，而是和社會問題緊密相連，所以他說：“學風如何，我以為是和政治狀態(tài)及社會情形相關的”，又說：“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壞，體中的一部分決不能獨保健康一樣，教育界也不會在這樣的民國里特別清高的。” （《兩地書·二·19250331》，見《魯迅全集》第11卷，第1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因此在他看來，教育的改革必須和社會同步甚至以社會改革為前提，沒有社會改革或者社會改革不徹底，教育改革也只能是一句空話。

本系列收集了教育百家中12位名人的資料，在掛圖延伸欄目，對他們履歷及教育思想都進行了比較系統(tǒng)的介紹。這些都是對中國教育文化精髓的提煉，特在此期待有心人的收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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