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圖內(nèi)容：

       公忠堅毅，天下己任

掛圖延伸：

竺可楨（1890年—1974年）
      我國著名的科學家和教育家，當代聞名的科學家、地理學家和氣象學家，中國近代地理學和氣象學的奠基人。他一生在氣象學、氣候學、地理學、自然科學史等方面的造詣很深，而物候學也是他嘔心瀝血作出了重要貢獻的領域之一。我國現(xiàn)代物候學的每一個成就都是和他的工作分不開的。他始終從科學的視角，關注著中國的人口、資源、環(huán)境問題，是“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先覺先行者。

竺可楨簡介
      竺可楨（1890—1974），浙江上虞人。1910年赴美國留學。1913年畢業(yè)于伊利諾伊大學農(nóng)學院。
      1918年獲哈法哈佛大學研究院地學系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后任武昌高等師范學校教員、東南大學地學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浙江大學校長。建國后歷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協(xié)副主席，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
      建國后為中國科學院的創(chuàng)建作出了重要貢獻。領導并指導了我國自然區(qū)劃綜合考察、國家大地圖集編纂、地學規(guī)劃規(guī)定、自然科學史研究等工作。在物候學研究中有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抖怂奁鹪粗畷r代與地點》一文，基本解決了國際上100多年的爭論，得到國內(nèi)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他還是我國自然資源綜合考察事業(yè)的倡導者和奠基人，是“可持續(xù)發(fā)展”思想與時間的先覺先行者。
      竺可楨是我國著名的科學家、教育家。他在地理學、氣象學、資料考察、科學史、科研管理、科學普及和教育事業(yè)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樹。竺可楨的著述和各類文字非常豐富。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他的學術論文、科普作品等著述多達200萬字以上，對我國近百年來社會、科技、教育、文化的發(fā)展都有如實的記錄，是難得的研究資料和文化遺產(chǎn)。
      竺可楨一生積極倡導并身體力行地從事科學普及工作，他一直認為科學普及事業(yè)是整個科學事業(y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經(jīng)常在各種場合提出：科學研究的提高與普及是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的。越是高級研究人員，越應帶頭向群眾進行科普宣傳；一個科學家從事科普工作的成績，應該計入他對科學事業(yè)的貢獻內(nèi)。自1916—1974年的半個多世紀中，他堅持帶頭進行科普工作，撰寫科普講稿、書籍約160余篇，內(nèi)容除地學、氣象學、物候學外，還涉及天文學、生物學、科學技術史等許多學科，讀者對象從科學技術人員到少年兒童多個層面。
      建國后，他在公務十分繁忙的情況下，仍然對科普工作傾入極大的熱情，除積極進行科普創(chuàng)作之外，還為廣播電臺作科普講演，對天文館、自然博物館的創(chuàng)建也付出了很多精力。他晚年與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學》，可謂科普創(chuàng)作中之珍品，獲“第二屆全國優(yōu)秀科普作品獎”。 竺可楨不僅在科學界、教育界受到人們廣泛的尊敬，在科普界也有崇高的威望。
      竺可楨是我國科學普及事業(yè)卓越的開拓者和領導者之一，是我國科學技術工作者從事科學普及工作的典范，他為科普事業(yè)辛勤耕耘，作出了不朽貢獻。1918年竺可楨由美回國后，在歷任高等學校教授和創(chuàng)建氣象所期間，一本初衷，仍積極從事科普活動。他結合教學與科研工作，就自己專長的氣象學、地理學、天文學等方面撰寫了30多篇科普文章，作了多次科普報告，《論早婚幾姻屬嫁娶之害》、《空中航行之歷史》、《彗星》等優(yōu)秀科普文章，不僅在當時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在今日看來仍為科普方面的上乘之作。
     《物候學》是竺可楨的科普創(chuàng)造思想的代表作品。他根據(jù)物候學必須服務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實際需要，讓讀者了解什么是物候學的定律及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關系，怎樣開展物候學研究及發(fā)展前景，并廣征博引，介紹我國古代的物候學知識及各國物候學的發(fā)展等，行文通俗流暢，極富文采。

竺可楨教育思想

一、教育理念－報國、強校、通才、為民    
       竺可楨先生于中華民族面臨日寇全面入侵的緊急關頭，接受浙江大學校長的任命。為了保存文脈，竺可楨校長毅然帶領浙江大學師生，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舉校西遷貴州遵義、湄潭，歷時近9年，行程5000余里，譜寫了一曲“文軍長征”的壯麗凱歌。在這一實踐中，竺可楨形成了報國、強校、通才、為民的教育理念。   
      大學教育要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這是竺可楨教育思想的首要問題。1936年秋,竺可楨剛剛就任校長，就在浙江大學新生入學典禮上,提出了兩個問題,即“諸位在校,有兩個問題應該自己問問,第一,到浙大來做什么? 第二,將來畢業(yè)后要做什么樣的人?”竺可楨校長心目中的大學教育目標,決不僅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程師、醫(yī)生之類”,而在乎培養(yǎng)“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氣,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他要求學生“每個人學成以后將來能在社會服務,做各界的領袖分子,使我國家能建設起來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       竺可楨校長認為，大學教育必須注重基礎，加強思維和能力訓練，實施通才教育。竺可楨校長十分注重加強基礎課教學，要求一流的教師擔任教學；鼓勵學生跨院系選修課程，溝通文理；鼓勵院系建立主輔修制度，拓寬學生的知識領域；率先推行導師制，要求教師除擔任專業(yè)授課外,還負責指導學生的品格修養(yǎng)，通過師生間的經(jīng)常接觸,使學生有較多機會從近處體驗導師為人做學問的態(tài)度和方法,潛移默化地享受到更多更深的教育。   
      社會服務是大學的基本功能。它不僅是社會發(fā)展對大學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學自身發(fā)展的重要途徑。竺可楨校長認為，大學要承擔服務社會、改良社會之目的。他將大學比喻為“海上之燈塔”，可以指明人們前進的方向；又將大學比喻為“社會之光芒”，應該成為人類文明的象征。   
      在報國、強校、通才、為民的教育理念下，竺可楨校長身體力行，竭盡心力，把浙江大學從只有3個學院500多名學生的普通國立大學，發(fā)展成為具有7個學院、2000多名學生，建制完備、人才輩出、蜚聲中外的高等學府。
   
二、治學風格－彰揚求是學風    
      作為哈佛大學地學系畢業(yè)的博士，作為早期“海歸”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竺可楨校長學識淵博、閱歷中外，善于將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和西方近代科學精神結合起來，倡導“求是”精神。竺可楨校長于1938年11月西遷廣西宜山辦學時舉行的校務會議上正式確定以“求是”為浙江大學校訓。竺可楨校長認為，“求是”這兩個字既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學的真諦，若想在繼承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上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必須把握住這個共同點。他在對新生所作的《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的演講中指出，“所謂求是,不僅限為埋頭讀書或是實驗室做實驗。求是的路徑,中庸說得最好,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竺可楨校長將“求是”精神闡釋為“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強調(diào)“求是”精神就是奮斗精神、犧牲精神、科學精神。到今天，我們耳邊仍響起竺可楨先生對當年布魯諾為科學真理而獻身的贊譽，仍能在靈峰山莊藕舫廳見到反映求是學風的“不計利害、只問是非”的牌匾。
   
三、大學治理－依靠教授    
      竺可楨校長認為教授是大學的靈魂。竺可楨校長認為，“一個學校實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選、圖書儀器設備和校舍建筑。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實最為重要。”他指出， “假使大學里有許多教授，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yè)，以教育后進為無上責，自然會養(yǎng)成良好的學風，不斷地培植出來博學敦行的學者。”竺可楨校長認為教授是知識、人格、校風得以傳承的?；?，始終把聘請一流教授作為首要事務。竺可楨校長以他的學術威望、人格魅力，乃至私人友誼，羅致了國內(nèi)著名學者和學術界領袖來浙大擔任院長、系主任，聘請了許多有成就的學者擔任教授。他不但注重學術造詣深厚的著名學者，同樣看重初露頭角、具有良好潛質的青年學者，認為“要發(fā)展一個大學，最主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
      竺可楨校長堅持民主辦學,積極依靠一批德才兼?zhèn)?、熱心教育、在師生中有威信又有辦事能力的教授來管理學校。當時，學校學術機構、行政機構的主要成員，如教務長、總務長、訓導長、各學院院長、各系系主任等人選，以“資格極好，于學問、道德、才能為學生所欽仰而能教課者為限”，都選派有名望的教授擔任。所以當時的浙大就已經(jīng)形成了一批學術行政“雙肩挑”的干部。他堅持把大學辦為學術機構，即使在文軍長征艱苦卓絕的情況下，接近于準軍事化的體制下亦如此。雖然對學術事務和行政事務，在處理程序和決策機制上是不同的，但決策人都是聲名卓著的教授，踐行了從“教授治學”到“教授辦校”的經(jīng)驗。
   
四、大學架構－綜合型、研究型、創(chuàng)新型    
      竺先生任校長13年，建立了以文、理、工、農(nóng)、師范、法、醫(yī)7個學院為標志的綜合型學科架構。經(jīng)過50年代初院系調(diào)整的分道與98年四校合并的回歸，今天的浙江大學已重現(xiàn)人文、社科、理、工、農(nóng)生環(huán)、信息、醫(yī)7個學部為骨架的綜合型大學結構。   
      如果說人才培養(yǎng)是大學中永恒的主題，科研就是大學中最活躍的驅動力。在竺可楨執(zhí)校的時代，浙江大學獲得了“東方劍橋”的美譽。應該說：李約瑟做出“東方劍橋”的贊揚，一部分是基于對浙大精神的稱頌，更主要是出于對當時浙大教授們所表現(xiàn)的研究水平的觀察。上世紀80年代以來，浙江大學率先在全國高校進行了綜合改革試點工作，在管理體制、人事制度、教育教學等方面實施了一系列改革創(chuàng)新舉措，積極探索研究型大學辦學新路子。今天，科研已成為浙大最強勁的發(fā)動機。學校成立了以科研院、社科院為支撐的研究體系，年發(fā)表SCI論文近4000篇，科研年到款經(jīng)費已超過20億，達到全部辦學經(jīng)費的45％，成了名符其實的研究型大學。   
      在竺可楨校長確立的浙大校歌36句歌詞中，有6句與創(chuàng)新有關。1979年4月，錢三強校長在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提出：“除了求是精神外，還應加上‘創(chuàng)新’兩字。要養(yǎng)成創(chuàng)新的習慣，適應不斷發(fā)展的需要。”1988年，路甬祥校長進一步強調(diào)“求是系治學之本，創(chuàng)新乃科技之源”，并主持校務會議，決定以“求是創(chuàng)新”為新時期浙江大學校訓，賦予其“實事求是，嚴謹踏實，奮發(fā)進取，開拓創(chuàng)新”的時代內(nèi)涵。
   
五、辦學目標－創(chuàng)建一流大學
       竺校長心中的執(zhí)著追求是創(chuàng)建一流大學。在他的時代，浙大就得到了東方劍橋的贊譽。   
       經(jīng)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建設與發(fā)展，我國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走上了國際舞臺。耶魯大學校長雷文于2010年2月1日，專門以“亞洲大學的興起”為題，在英國皇家學會做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第七屆年度講座，就亞洲有關國家建立“世界級”大學的原因、必須克服的實際困難以及可實現(xiàn)性等問題發(fā)表了看法。應該說：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一個目標，一個動力，也是一個過程。

本系列收集了教育百家中12位名人的資料，在掛圖延伸欄目，對他們履歷及教育思想都進行了比較系統(tǒng)的介紹。這些都是對中國教育文化精髓的提煉，特在此期待有心人的收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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